报道差异揭示媒体责任与公共安全的复杂关系

在9月底发生的康奈尔大学性侵案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内媒体与美国媒体在报道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这起事件始于2024年10月，一名20岁的女生在康奈尔的Chi Phi兄弟会会所遭到7名男生性侵，持续了近7小时。校方初步调查后仅开除两人，其他五人则因提交书面报告和参加研讨会而获得轻处理，检方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直到受害者在今年9月提起民事诉讼，校园报纸《康奈尔太阳日报》将涉案者的全名公开，美国主流媒体也配上了他们的照片，并称之为“THE CORNELL 7”，这才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促使检方重启刑事调查。

引发讨论的关键在于，美国媒体在舆论压力下直接披露了施害者的信息，彻底揭开了校方的隐瞒。而在国内媒体的转载过程中，所有涉及的脸孔都被进行了模糊处理，形成鲜明对比。

在美国，新闻界遵循“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认为当案件涉及校园安全和群体性犯罪时，受害者的隐私应受到保护，但施害者的信息应向公众公开。这种做法旨在保障公众知情权，让与施害者在同一环境中生活的人知道潜在的威胁。而校园媒体由于不受校方限制，能够更加主动地揭示真相，并承担起监督的责任。 球友会

在韩国，法律明确要求对重大犯罪嫌疑人进行信息公开，以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报道的规则强调，施害者的存在和身份应当被显性曝光，以便维护社会安全。

相较之下，国内一些媒体对待施害者的信息展现出保守态度。他们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导的情况下，选择自动化地对嫌疑人进行打码，尽管国外的信息已经公开。这种做法往往属于自我保护的反应，导致了对信息的模糊处理，严重时甚至对已经宣判的罪犯进行打码。

更令人困惑的是，很多国内媒体对于受害者的遭遇则详细描述，强调她所承受的痛苦，却反而把施害者模糊化。这一选择反映了对施害者的“善意保护”而将受害者的痛苦无限放大。例如，韩方关于郑昌盛案的信息公开后，国内媒体却选择对嫌疑人的身份进行打码。 球友会

伤害往往在于施害者的不透明，正如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所言，记住施害者的脸是对其行为的记忆。一旦施害者的身份被掩盖，他们就从明确的个体变为无名的“某嫌疑人”，人们的愤怒与谴责也因此失去了对象。倘若美国媒体也如此处理这一事件，只能让案件从“某大学性侵事件”变为淡薄的无人问津的新闻。

最终，这种对施害者的模糊处理，不仅让罪行变得更为安全，也让媒体在道德责任与公共利益之间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

• • 2026-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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